先生铮铮有言：“努力前程”，重于九鼎大吕，犹火把，努力砺大志，如大旗，努力振国威――向前，向前，向前进展！

　　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，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早在他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，就对复旦公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。

　　1911年秋，在辛亥革命中，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，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。中华民国成立之初，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，要求他做工作，尽快在上海复校。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，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，与先生有良好的个人关系，又曾辅佐马相伯创建了复旦，复校之事自觉责无旁贷。1912年初，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。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，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，不仅指拨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，还拨出一万银元，作为复校经费，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。在中山先生的爱护关怀下，复旦公学于1913年3月1日在徐家汇复校。是年，中山先生接受复旦校董会邀请，担任校董。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，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。在中国近代学校历史上，还没有第二所学校有过复旦这种荣幸，可见中山先生对复旦寄托的厚望。

　　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，没有辜负中山先生殷切期望，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，站在了上海斗争的最前列。

　　1919年5月6日清晨，当北京的消息传到复旦，全校沸腾，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，支持被镇压的北京学生。同时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，带领八十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。

　　5月26日，中山先生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，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，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：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，要唤起民众，与各界联合起来。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，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，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，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。当时，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，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，巡捕房抓了人，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。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，学生们如虎添翼，终于冲破禁区，进入租界义正辞严地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。6月2日，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（何、朱两人皆为复旦大学部学生、市学联总干事长、1916年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，是复旦在李公祠复校后第一批中学部学生），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、团结斗争的精神。

　　是年10月18日，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，为师生作了题为《救国之急务》的演讲，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“于至短之时间，收绝大之巨效，足见结合者强也”。演讲结束之后，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。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，在长约四尺、宽约九寸的宣纸上，写下了“天下为公”四个大字，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：“天下为公，是要天下鼎鼎大公。实现了天下为公，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———这就送给你了。”中山先生正是用这种方式，把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，尤其是他寄予希望的，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复旦精英们。

　　复旦师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出色表现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。校董会不失时机地在海内外发起了一场募款活动，计划筹款三十二万，在江湾买地建造新校园。

　　1920年底，复旦在江湾新买下的七十余亩土地上，举行了隆重的新校园奠基仪式。1922年2月，大学部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，原址仍作附中的校舍，直到现在的复旦中学。

　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，应复旦同学之邀，欣然在《复旦年刊》上题了“努力前程”四个字，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，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。本校所立之“努力前程”纪念碑，寄托着我校师生对孙中山厚爱复旦的永久缅怀，它激励着复旦师生永远奋发图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