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当时的条件比较差，没有特别好的钢琴，把电视放在钢琴上面，放乐队的演奏，我自己跟着弹，好象在跟乐队合奏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在真正跟乐队合奏之后，感觉非常爽。”

　　主持人：你还是有很不平凡的经历，遇到了很多的挫折。你父亲一直陪伴着你，相信父亲对你的影响一定非常大。

　　郎朗：是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我父亲又辞去了工作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。先是在丰台区租了一个简易房住，每次骑车到中央音乐学院都要一个半小时。当时一周去上一次课，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顺利，我不习惯，跟老师也配合不上。半年以后，那个老师突然提出不肯教我了，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。我从小就非常自信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。结果到北京了之后，一方面生活比较拮据，一方面老师又不肯教我，我觉得是否自己的能力不够大，而且不应该把目标设立得太远、太高，甚至一度想放弃弹琴。后来找到了赵屏国老师来教我。其实我父亲算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他为了教我还专门学了两年钢琴，不过他没学好（笑），后来说他还是拉二胡吧。当时慢慢开始懂事，明白了生活的艰辛。小时候总有父母、亲戚、朋友追捧你，我一直走得很顺，但刚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了这么多挫折，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变得很坚强了。再过了半年以后，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，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折。就像我17岁时的梦就是在卡内基音乐大厅弹奏一样，大家都知道卡内基音乐大厅是全世界最棒的人才可以演奏的地方，是全世界玩音乐的人的梦想。而刚到北京时我的想法是考上音乐学院，考上了音乐学院附小对我来说是契机。我当时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感觉特别难，你钢琴要弹好，理论要好，文化课还要好。我说这简直跟考哈佛差不多了，真的很难。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以后感觉就很轻松了，但在备考的两、三年我觉得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。考上了之后，那个夏天过得特别高兴，我从来没有过过那么快乐的夏天。不过进了音乐学院附小，要考进音乐学院也特别难，竞争也很激烈。进入音乐学院以后我就开始参加音乐比赛，我5年级的时候（94年）去了德国比赛。

　　主持人：当时怎么有那样的机会？

　　郎朗：当时是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（笑），因为钢琴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艺术，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热门的乐器。当时赵老师以及学校的教授也都希望学生们到世界上展示自己。当时我们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的德国，但当时确实很难，因为我不是作为公费生。国家是给了很多的支持，但旅费还要自己承担。为了让我去德国，我父亲还借了五万人民币，但他们怕我有压力，所以就没有告诉我。但当时我非常争气，得了第一名，而且得了一个特别艺术贡献奖，所以拿回的奖金不但还了债，还赚了一点（笑）。当时是开阔了眼界，而且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拿了大奖。95年的时候派我去日本去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，那是当时国际最高标准的青年音乐比赛，那年我13岁。当时的压力比较大，因为我已拿过一次奖，而且又是国家派出的代表，我们从曲目来讲要难多了，几轮下来要弹两个半小时。我当时有很大的劣势，因为我从来没和过乐队。进决赛要和乐队，当时要弹肖邦的第二协奏曲，由莫斯科乐团伴奏。幸亏我跟赵老师和一些同学经常练钢琴。我当时的条件比较差，没有特别好的钢琴，把电视放在钢琴上面，放乐队的演奏，我自己跟着弹，好象在跟乐队合奏一样的感觉。所以在真正跟乐队合奏之后，感觉非常爽。大家在国内弹协奏曲一般都是单弹，但协奏曲是必须跟乐队合奏的。我因为平时有跟着电视的模拟练习，结果弹得还挺好。我心态也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有乐队才真正有意义，结果那次我也是很争气地拿到了金牌。